姜萍，一个不到20岁的小姑娘，以大专生的身份参加阿里组织的全球性数学竞赛，勇夺第12名。前后皆是国内外超一流的大学和大神。
回到商业赛场，这两年的融资市场，清静得就像罗大佑《童年》里唱的，“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让人眼前一亮，好多年没这么亮过一次的，还是因为杨植麟。
王慧文、周鸿祎、傅盛、朱啸虎等，一浪浪的60后、70后、80后嗷嗷叫地要在人工智能上面搞事情，没想到却被这位90后小伙捏住了嘴、截了和，搞到了事，他的月之暗面创立不到一年，就融了90亿，成了中国估值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
还有让人像奥特曼一样，眼底都放光的事。杨植麟创业者身份背后背了一大串“火光带闪电”的头衔。那都是四面青山都要侧耳听，砸在地上溅出万道金光的专业和学历。不能不让人惊呼，这才是年轻人，这才是可以打败一切的新生力量。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创业市场，也像一项探月工程，明面上摸了个遍，包括青春痘和汗毛孔都被摸了40多年；月之暗面是全新的角斗场，没石头可摸，黄沙百战也要脱掉金甲，初出茅庐未必不能破楼兰，世界从此是平的，都必须甩开膀子拼命干。
杨植麟出生的1992年，新希望的刘永好靠卖饲料早就成了千万富翁，曹德旺生日收到的都已经是1公斤黄金打造的礼物了。现在刘畅正式接过老爸的接力棒已经11年了，曹晖也在父亲的荫庇之下，有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后两者的父辈都是某个行业的开拓者，他们拥有企业家最灵敏的商业嗅觉，也拥有常人不可想象的毅力和胆量，在需求大过供给的市场基础上，雕出了花，结成了果。他们的产业如墨染生宣，由点及面，由面又犬牙交错成立体的金刚石结构，组合成了中国民营经济的钻石群。
这和杨植麟无关。他的父母没有给他“矿”和“鱼塘”继承。中国的“企二代”们用象牙筷的时候，他的梦想是“成为摇滚明星，或者做一个流浪诗人”。
上个世纪末，感觉很久远，其实也就区区24年。养猪、养鱼、造房子、造玻璃、卖鳖精的一代企业家“硬控”了所有传统赛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马云、张朝阳和马化腾，只有避其锋芒，从40、50后不懂的网络上劈出新天地。
黄峥、张一鸣、许仰天三个80后，用拼多多、字节和希音，把全球电商市场搅到天翻地覆，是以跟随者、微创新、集成商的身份突破了70和60后对互联网的统治，接管了新一代创业家的“铁王座”。
这些也和杨植麟无关。马化腾比张一鸣大12岁，张一鸣比杨植麟大10岁。你要让他在22年锤出来的中文互联网铁板上雕出来花，那不是在难为杨植麟，这是完全瞧不起中国互联网创业20多年大潮的无数次绞杀。
杨植麟们面临的是一个时代的困惑：当浮在表面的创业机会看似茂成了雨林，但小树、小草，甚至苔藓都要“认祖归宗”，新一代的创业者还有哪些出人头地的机会？
时代给他们关了一扇窗，也开了一个新副本。以AI为标志之一，人类技能树上点亮的那些新的技能点，是那些老秧歌扭不出的新动作。
新动作当然需要新的创意和舞姿，一小半需要学，更多的一半需要悟。杨植麟就是年轻一代悟道者中的翘楚。
今年34岁的他，是清华大学助理教授，2019年度北京智源青年科学家，上海期智研究院课题组负责人。本科满分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他，博士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2022年入选AI华人青年学者榜单。他也是中国35岁以下，NLP（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引用量最高的研究者。
20世纪80年代左，而不是右，微软和苹果相继成立。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两个年轻人，也是用超酷的，通用、福特等扭秧歌的大佬们看不懂的微型计算机和视窗系统开宗立派。40多年过去了，太平洋的潮水涌向东方，杨植麟们来了。
去年，在Open AI发布Sora之前，Pika是最热门的文生视频AI。它的创始人是被哈佛大学本科提前录取，然后从斯坦福大学博士辍学创业的95后天才少女郭文景。
也是去年，人形机器人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的智元机器人，完成了超6亿元的A3轮融资，它的创始人是1993年生，曾经的华为“天才少年”稚晖君。
AI制药创业公司深势科技、民营航天公司东方空间，它们的创始人也都是清一色的90后。
90后的稚嫩浮在他们脸上，90后的实力长在他们脊梁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学霸。这是他们不接接力棒的底气，是老一代秧歌选手们老骥伏枥也难做到的望其项背。
到今天，杨植麟仍然保留着他在GitHub上的主页。GitHub可以简单看成极客和程序员的开源社群。他从2012年，一直活跃到现在；拥有1200个粉丝，关注了0个对象；最高的一个开源项目收数达到10400人，2100人分享，是关于如何通过脸书来训练和进化AI模型的Python程序。
除此之外，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他主页摆放的一张占据四分之三页面的黑白照片：一副架子鼓摆在舞台上，聚光灯从背后扑面而来。另外四分之一是他很像是的一张黑白照片和一小段简介。照片上的他留着郭富城年轻时候的那种蘑菇头，戴着一副半框眼镜，文质彬彬。简介的英文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写的：
2019年，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由鲁斯兰·萨拉赫库第诺夫和威廉·W·科恩指导。在此之前，2015年，我在唐杰的指导下获得了清华大学的学士学位。我和杰森·韦斯顿一起在Meta AI工作，和Quoc V. Le一起在Google Brain工作。
懂得人自然懂得这段简介有多扎眼：鲁斯兰·萨拉赫库第诺夫是苹果首席AI总监、威廉·W·科恩是谷歌AI首席科学家。唐杰、杰森·韦斯顿，以及中文名未知的Quoc V. Le，都是AI领域的全球翘楚。
我们讲述一名商业人物，喜欢痛陈他的革命家史。这类惯常的叙述逻辑在杨植麟们身上似乎不奏效了——他们没我们惯性思维里，那种为了突破生活的苦难而选择铤而走险去创业的日子；也没有为了取得局部市场而进行的尔虞我诈——他们少了“原罪”，也就少了故事。
但他们身上可记述的内容更多、更深刻。这类内容不是杨植麟组乐队玩摇滚这类花边。把他放在整个90后创业群体里，我们正真看到了中国新一代创业的种子能够怒放的整体共性和力量。
杨植麟喜欢用Scaling law来表达自己的主张。Scaling law是2019年才公布的物理学名词。直面的翻译叫标度律，通俗地讲，它就是道家的“道”和佛家的“空”，是找到事物演变的最初原点，用第一性原理来思考问题。这也是月之暗面推出的AI大模型Kimi，能成为ChatGPT 4.0的主要挑战对手的重要原因之一。杨植麟重新用Scaling law思考了大模型的意义，以大文本和强综述的能力，再次定义了中文AI大模型的初级阶段。
杨植麟们是很难被定义的一代。他们是新生事物的集合，一切的美好和未知、挑战和恐惧，那些疯长的、决定人类未来的事物，都是这个集合的子集。
他们战斗力更强。你不会相信张红超只带80人就把蜜雪冰城做到全球，鲁冠球只要不到100人就能把万向集团做成国际化。但杨植麟和他的团队整个也就80人左右，“躲”在北京量子芯座显得简陋又破旧的办公室里，做出了让人惊叹的产品。拿到的10亿美元融资，还是在角落里的一间黑漆漆的会议室，冬天送来暖风的空调机器嗡嗡作响。
在这个脑力就是算力，算力就是一切的科技树上，他们有几杆枪，就能发动几场战役。
他们更低调，更务实。你可以怀念早期的中国互联网，邵亦波单扛中国电子商务大旗，雷军在那疯狂写代码。远不是现在一个隐退，一个是活在直播间和段子里的“雷布斯”。互联网可以没有杨植麟们的声音，但一定会有他们的基因——杨植麟的20余篇论文，在Google Shcolar上累计被引用超过17000次。他早年创立的循环智能AI系统，后台已经积累了数千个来自不一样的行业的语义模型。
战斗力强，低调、务实的他们还不算卓越，具备这几个条件，充其量也就是个优秀的程序员。但是他们眼光更高、格局更大、战略更清醒。
尽管在乐队，他也会唱所有年轻人都想要的“做了一个创业成功一夜暴富的白日梦”，但谈到创业方向时，他说，“如果所有人都觉得你正常，你的理想是大家都能想到的，它对人类的理想总量没有增量”。
早已脱离仅仅活着和吃喝玩乐的低级趣味的他们，就像晚年的任正非，考虑的是技术和科技如何来解决人类和文明的哲学本质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杨植麟这里，底层是看似简单的Scaling law，顶层则是技术理想主义与商业功利主义的艺术性融合。“一个真正伟大的公司能结合技术理想主义，并让它用一个伟大的产品跟用户共创，AGI最终会是一个跟全用户协作产生的东西。所以，不光是技术，也需要功利主义和现实追求。最终在这两者之间完美结合。”
新生事物蠢蠢欲动，旧动能持续哑火，杨植麟们遇到了他们最好的时代。就像当年马云去找孙正义，孙正义看不懂电商，但看懂了马云。知名投资人朱啸虎曾对外明确说，中国的基础大模型公司基本都没戏，他一家都不会投，但是他表示看好杨植麟这个人。现在红杉中国、小红书、美团、阿里等头部大佬们，都普遍看好杨，这也是他10亿美元巨额融资的金主们。
杨植麟们站在时代的交汇路口，有了更强的资源链接能力。不被定义的他们，重新定义了中国创客和中国硅谷，也正在定义着未来。
把“什么是‘J曲线’”丢给Kimi时，它显示的结果是：政治经济学中，“J曲线”是一个用来描述某些经济或社会现象在经历初期的不利影响后，跟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善并最终超过初始状态的概念。
动能转换是目前全世界需要面对的现实。反馈到国内，靠房地产复苏、靠拼多多杀价、靠新能源汽车扩大消费吗？如果回到事物的第一性原理，用杨植麟的Scaling law推演，解决的途径就很清晰，“如果能被更底层的东西解释，就不应该在上层过度雕花。当你把自己从雕花的事中释放开来，能够正常的看到更多。”
各种形式的商业加盟，在流量思维下的卖货逻辑，实际上都是在过度雕花，形成经济学里的“繁荣式衰败”现象。国家层面，在硬科技、高科技和新质生产力方面的重视，已经点明了穿越“J曲线”的战略方向：物理学、数学、化学等基础科学推动下的创新，才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
当坚持的这股力量突破惯性障碍，达到新的平衡、形成新的生态，最终就是远超初始状态的新起点。
穿越“J曲线”得到正反馈的前提，必须会经过产业、模式等转换过程中产生的负反馈区域。它会让人怀疑路径的正确性、消磨人的奋斗意志，从而知难而退回到老路上。公司越大，负反馈带来的冲击就会越大，所能承受的压力周期和强度就越低：你不能期望IBM在1980年代，会做出微软当时的创举，也就不能期待ChatGPT这类的创新出现在2024年的谷歌、苹果和微软身上。
2019年时，杨植麟和小伙伴选择回国创业。谈及当初的选择，他毫不讳言彼时的时机：“当时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环境，当时看到巨大的机会，包括政府支持、风险投资的支持，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发展，使得你有机会做AI创业，包括AI产业在过去十年也发展迅猛，培养了一批新的人才；第二个较为重要的条件是我们正真看到AI有非常大的机会，符合第一性原理。”
“我不知道AGI的上限是怎样的，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公司，这个公司能产生出来什么样的产品。这是我现在最想知道的事。”杨植麟说，“它可以让人类文明往下一个阶段去发展。”
在这个愿景或者称为技术理想主义之下，杨植麟们没有去证伪理想，而是说，“我们可能是最早想去探索月之暗面的人。你今天发现你真的在造一架火箭，每天在讨论往火箭里加什么燃料跑得更快，怎么样不让它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