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91年《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为标志，2011年，恰逢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的20周年。从国家批复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开始，至今在全国范围内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已达83家。20年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不仅为各地自主创新型公司可以提供了壮大发展的环境和载体，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建设，更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综合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提高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攻坚阶段，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转型的作用将更突出。国家高新区“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创新体系建设、培育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完善孵化加速体系等方面的内容。
与此同时，2011年，科技部“十二五”工作规划中提到，高新科技园区要继续发挥国家高新区的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强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交易市场、技术转移机构等服务体系建设。
值此国家高新区建立20周年之际，科学时报社将与专家、国家高新区发展历史见证者、各地高新区共同梳理高新园区发展思路，为这样一些问题寻找现实答案，为国家高新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发展提供有益参照。
1991年3月，《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正式对外发布，批准经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审定的26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此为标志，中国经济的发展迎来了科技园区为载体、科技与经济结合发展的新时代。1998年5月10日，在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创建十周年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指出，科技园区确是一种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方式，它依靠技术创新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为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推进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作出了积极贡献。
时间指向2011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发展走过20年。从讨论到决定，从建立到发展，国家高新区走过的不止20年，这背后到底发生了多少故事？20年来，国家高新区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同时又在怎样的瓶颈中徘徊不前？高新区的发展又呈现了怎样的趋势？在“把国家高新区打造成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核心载体”这样一个新的历史任务之下，国家高新区又该如何迈出坚定的一步？
科技部火炬中心原主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张景安说：“中国高新区探索发展的过程，是世界科学技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记录了这个时代世界高科技发展的一个过程，直接渐进地影响了我们经济发展的进程。一批先进的、天才的、一流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里创业。83个园区就是83个成长点，因为它们各有千秋、各思其法，这是非常成功的发展经济的一种模式。”
“中国高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中探索经济发展的一朵鲜花，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原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中国民协第一任理事长陈绳武，他为中国民营科技公司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在他弥留之际，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组长于维栋去看他，已经说不出话的陈绳武竖起一根大拇指。这一个动作，于维栋懂得。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最后落脚点在“建立中关村科学工业园区（或新技术开发区）”，在调查期间，有人支持也有人质疑，比如有的人觉得应该针对促进民营科技公司的发展给出政策。然而，最终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催生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由于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建立，3年后全国又建立了2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营科技公司广泛发展，成为气候。陈绳武竖起的手指是对于维栋当年主持撰写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的肯定；高新区多年发展的实践也证明，高新区是发展高科技、发展民营科技公司最好的载体。
前段时间，于维栋在撰写关于中国建党90周年的文章时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党的90年一直都在解决制度问题。制度不是空的，是具体的。我们推翻了旧的制度，要建立新的制度。但是新的制度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从始至终在摸索，现在政治制度有个基本框架，但是远远没有完善。撇开政治制度不谈，经济制度，前30年应该说基本没找到路子。他说：“实际上，我们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的时候，恰恰感觉到，这里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制度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所以，当时调查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就中关村论中关村，而是从中关村看到中国今后的发展。”
“园区经济是这个时代全世界成功的一个模式，是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场之间的竞争、科学技术进步、凸显人才价值，以及创新时代战略新兴起的产业和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规律。”张景安说。中国高新区的诞生，在张景安看来是“有点历史”的。
1983~1984年的中国，正在进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的大讨论。在大讨论中，就有专家、学者提出要在中关村地区建立“科技文化特区”、“科技园区”等。当时新技术革命大讨论第一期简报的撰写者，正是张景安。“这场大讨论进行了大规模的新技术革命和我国挑战的研究，分析了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动向和趋势，主要是微电子革命。那时美国半导体产业已初见端倪。”张景安说，“现在看来，由于中国当时就做了战略部署，我们没落后。抓住新技术革命，我们大大地发展了中国的新技术，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快速缩短，原来几十年的差距，缩短到10年左右。”
如果说“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技术扩散的理念是点燃中国高新区的火光，那么《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就是将这个理想变成现实的决定因素。1988年5月10日，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同年8月，一项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性计划“火炬计划”获得批准并由科技部负责实施，此后，火炬中心也成为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面光辉旗帜。
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说：“从1980年中国一批知识分子自发创业开始，高新区探索的本质是利用市场的力量，实现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这是电子一条街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试验区，然后延续了这样一条路线：就是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市场导向，是中关村和中国高新区最本质的基因，利用市场的力量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的结合。这么多年来，企业规模在扩大，数量在增加，技术探索、成果转化的水平也在提高，但是这个基因未曾改变。”
1991年3月，《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发布，此后，国家高新区的数量变为27个；转年，这个数量就变为52个。张景安说：“整个脉络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需要，不断地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中国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发现新兴起的产业的一个把手。”
张景安表示，中国的高新区发展经历了以基本建设为标志的初创阶段、以体制创新为标志的创新建设阶段和以提高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为标志的“二次创业”阶段。国家高新区的初创阶段主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土地开发、招商引资，滚动发展的方式，创造局部优化的科技创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环境，依靠优惠的土地、税收政策和现代化的服务措施，吸引国内外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资源，实现了科技工业园的创建和原始资本积累；国家高新区的创新建设阶段以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目标，依靠中国的科学技术实力和工业基础，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体制完善，建立了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服务体系，包括科技公司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大学科技创业园、风险投资公司、贷款担保公司、技术产权交易所等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机构，逐步形成了促进创新创业的环境和氛围，实现各类创新资源的聚集；2001年，国家高新区进入“二次创业”阶段，发展的核心任务是激发高新区内的企业自主创新活力，就是要改变在过去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过于追求规模和速度的发展导向、过多依靠土地消耗和区域优惠的外延发展模式，实现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以创新引领发展，把国家高新区建设成为有引领示范作用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产业和生活等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城市功能区。此阶段，高新区发展主要是依靠创新增长机制、优化创业环境、完善中介系统、培养创新人才、鼓励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等等。
2007年，万钢就任科技部部长，对于科技园区的发展他非常肯定并且重视。1992年于维栋曾参与了一个16个城市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有一句线世纪）要成为经济大国，没有50~100个成气候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支撑不起来的。虽然已经时隔十几年，但是这句线家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区总数达到83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以上，2010年达7.6万亿元。
对此，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说：“从全球范围来讲，高新区的模式在中国发展得是很成功的。从这个逻辑上看，各种科技资源集聚、商业模式创新，使创业走向创新的发展路径，是中关村和中国高新区基本上走得比较成功的道路，所以才有了这两年要增加高新区的决定。中国探索这条路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下一步，新经济的竞争会更激烈，表现在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业态创新、更多地借助长期资金市场、天使投资更发达、大学作用更强等。这样一个时间段要求中关村和中国高新区要更多地站在全球的前沿，链接全球，与全球各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互动。”
“金刚石和石墨成分是一样的，但是金刚石硬度很高，铅笔芯很软，就是因为结构不同，不是成分决定的。社会进步取决于结构的转变。”
彭晖，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区域咨询部副经理。5年前，他刚刚进入长城所，并在当时开始接触中关村，此后通过各地高新区的咨询业务他慢慢的变成为高新区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研究的专业人士。
5年对于发展时间已超越20年的中国高新区来说，并不长。但是，就在5年的时间里，彭晖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各地政府发展高新区的理念在变化。前几年到一些高新区的时候，管委会主任谈论的不是创业孵化、金融投资、风险投资，而是城市要怎么建设，怎么建得更漂亮以把大企业引进来，目的一个是要引资，一个是要做形象。他们还没想好怎么把科技产业做起来，以及如何扶持创业；这两年，当彭晖和他的同事们再去和各地高新区接触的时候，对方说的都是关于我们要建孵化器，我们要把企业培育起来，我们要把创新体系建设起来
“如果理念变不过来话，高新区的发展就会延续以前的老路来走。各地政府及管委会对高新区的理解是不断深入的，因为高新区这种事物在中国来说也算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在1991、1992年刚刚建立的时候，很多高新区不知道该怎么走。直到今天，我觉得他们还是处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有些并不是非常清楚高新区和地方政府，高新区和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他们仍然认为高新区就是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平台，只要把经济搞好就行了。但是这些年，各地高新区的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彭晖说。
在83家高新区的发展布局之下，有人质疑，这其中难以避免同质化竞争。张景安表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开始都是多元化，产业的发展必然会由多元化走向专业化。现在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逐渐发展，慢慢就会形成若干个产业高质量发展群。在市场之间的竞争中，要由市场利益决定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有些重复也必须重复，重复有一部分是浪费资源，但有一部分就是创新。企业有优胜劣汰才能发展，这就是产业的惯性。
对此，赵慕兰说：“我国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科学技术产品和创新要有足够的规模、足够的量才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任何一个单一的高新区都不可能完全满足国内某一方面的全部需求，这种同质化，我觉得只要是市场拉动的，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政府不顾市场导向，按照主观意志一窝蜂地去投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关键要看清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同质化，我认为此前这么多年，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是市场导向的。”她认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和国家整体经济扩张是同步的。
开发区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探索中难免会走弯路，甚至会出现些微偏轨。比如对高新区认识不够，将高新区等同于经济开发区而将跨国企业、央企的大投资作为招商重点，对区域优势资源与新经济发展模式的结合认识不清，甚至有个别高新区以高科技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正如彭晖近两年在一线调研所感知的那样，各地高新区的理念都在变，而这个意识层面的变化，带来的是一系列的变化。
彭晖说：“高新区这几年的特色化发展很明显。因为不走特色化发展的道路，就没有竞争力，没有生命力。各地高新区围绕着地方的特色资源，一方面在产业上面进行特色的创新；还有一种原因是在发展模式、机制体制上面，试图去做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包头稀土高新区，依托本地稀土资源将稀土产业发展得非常好；还有宝鸡的钛产业、大庆的石化产业、保定的新能源，这些都是和地方资源紧密结合起来，做成了特色产业、专业园区，这是各地高新区在寻求差异化发展的一个方面。在机制体制创新方面，比如，武汉东湖高新区是中国第一个实现孵化器市场化运营的，现在东湖的孵化器除了在东湖高新区培育企业以外，还把孵化器模式复制到全国别的地方；深圳高新区，核心问题是科技资源非常缺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面临着科教人才资源紧缺的问题，所以深圳建立了虚拟大学园，以此来解决一些人才培训和科学技术合作的问题；西安高新区，在用人制度上有很大创新，采取全员聘用制，没有公务员编制。
我们不能肯定地说，10年以后的中关村就可比肩硅谷，但是，我们一定要肯定的是，中国高新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探索是成功的。“试验区刚刚成立时每年只有十几亿元的总收入，而2010年中关村的技工贸总收入已达到1.5万亿元了，而且主要是由民营科技公司创造，是以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营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创造的。”张景安在说这番话时，语气里带着自豪。从新经济大讨论到火炬中心主任，从科技日报社社长到中国高新区协会理事长，他见证了中国高新区诞生到发展的全过程，更成为其中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高新区内，创新成果大量涌现，大批科技型企业迅速成长，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和竞争力，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工业园区发展道路。国家高新区慢慢的变成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基地和国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张景安总结说，国家高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区域，是中国科学技术创新的示范区与发展的辐射源，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祥地，是创新创业人才的富集地，是集约发展、保护自然环境的典范，是公共行政改革的试验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先锋，是创新型长期资金市场和金融支撑体系构建的试验田。
“过去20年呢，如果要用非常抽象的话来讲，国家高新区是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如何用智力资本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有效方式。”赵慕兰说，“新经济模式有一些很独特的地方，比如风险投资、创业孵化、天使投资。传统经济中，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发挥很强的作用，但是智力资本怎么发挥作用？智力资本不是有形资本，它在推动有形资本产生的过程中，如何和原来其他的资源结合，这是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风险投资，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硅谷不但有很多创造，还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关村这么多年也不断地在学习这样一种道路，而且这条路是在发展中国家去实现的。这是20年来高新区探索的价值所在。”
即使今天，中国高新区仍在探索。王德禄说：“高新区的发展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最重要的是观念问题，就是怎么跟上时代，怎么以全新的新经济模式来发掘新的增长点。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探索中逐渐清晰的，中国高新区现在还是在探索之中，比如中国普遍天使投资环境很差、大学技术转移积极性不高这些都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而这些不是各个高新区自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国家去引导。”
“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要确确实实和地方的市场、资源去结合起来，这才是无论中关村还是其他几个国家高新区发展的策略新兴起的产业一个是合理的的方式。”彭晖
2001年科技部在武汉会议上提出高新区“二次创业”以来，国家高新区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体制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优化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凝聚人才和提供创业环境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0年之后的2011年，在高新区的发展上，“把国家高新区打造成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核心载体”成为各地高新区发展的一道全新课题。彭晖说：“这与高新区最初的定位和发展有关，其根本任务就是培育新兴企业、培育新兴起的产业。所以中国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大多是从高新区先培育诞生出来的。”
国家战略层面的导向非常明确，所以长城所目前去各地高新区时发现，高新区都提出把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作为重点的发展导向。各地高新区都想抓住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机会，但没实际性跟进的政策、规划，因此更多还是停留在一个储备阶段、酝酿阶段；反而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本来已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在按部就班继续推进中。除了中关村，像无锡高新区的物联网、大连高新区的软件及服务外包、深圳高新区的通讯产业、东湖的光电子信息，这些高新区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都起步比较早。
这样的现状，用张景安的话说就是，产业是市场自发培育起来的，而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规定可以发展什么不可以发展什么的计划经济思路，在高新技术面前显得很苍白，没有意义。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新疆地区丰沛的风力资源，克服重重困难，发展成为国内最早和目前顶级规模的风电技术设备研发和制造企业，如今，其企业总部落户中关村亦庄科技园，因为中关村可提供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更好的创新环境。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归国留学人员于2001年创办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4月21日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碧水源6月21日晚间公告，该公司中标昆明滇投的昆明市第九、第十污水处理厂BT 项目。中标金额为11亿元，项目部分工程采取分包的方式来进行。碧水源在云南布局建厂一直备受关注。
这样的故事，正在全国陆续上演。彭晖认为，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依托本地的资源，另外一方面则要充分的利用当地市场。“云南滇池的治理是全国性问题，而滇池的治理能够充分地带动起节能环保产业、水处理产业的发展。滇池的治理每年要投入几十个亿，包括地方和中央的投入，持续这样投入几年就能带动起来一个产业的发展。”彭晖说，“虽然现在云南并没有因滇池治理形成产业，但是，这绝对是未来云南发展战略新兴起的产业的一个方向，就像金风依托新疆本地风电市场一样，通过一个公司发展起来，配套企业纷纷过去落户，一个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要确确实实和地方的市场、资源去结合起来，这才是无论中关村还是其他几个国家高新区发展的策略新兴起的产业一个是合理的的方式。”
金风的一来，碧水源的一去，在中国高新区的发展上，似乎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中关村企业输出扩张需求，和外地企业进京梦想之间，隐隐正在开启一条通道，这条通道能否指引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发展走向一个资源共享、区域协同发展的道路呢？
彭晖说：“碧水源到云南去，实际上就是技术的输出，然后带动战略新兴起的产业发展和当地的市场结合，把云南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做起来，而中关村则充足表现了其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战略新兴起的产业策源地的定位，这是一个是合理的的架构。”而外地企业进京，无论是从金风这样的个案，还是丰台总部基地成功这样一个群体现象，都印证了这个现实的无可争议。
“优势产业必然是一个集群，有完整的产业链。我相信，未来各个高新区将会形成一大批产业集群，这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将是未来最存在竞争力的一个产物，是园区的特色，这是在市场之间的竞争、在全球竞争中逐渐形成的。”张景安说。而在通过集聚和发展产业集群来提升园区竞争力的发展路径来看，中关村技术和企业的输出，与外地企业的扩张、进京之间这条已初见端倪的互动渠道，非常有可能使未来中国高新区在发展的策略新兴起的产业方面呈现新的面貌、产生新的机制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