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关系政治制度“好”“坏”，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国家治理成败。事物发展呈现结构转换下的质量互变规律，社会形态的演变、国家治理的“好”“坏”同样呈现权力结构转换下的质量互变规律，科学的权力结构是价值圈、能力圈、支持圈“耐克区”的最大化。习新时代中国特色权力结构思想内涵丰富，引领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科学权力结构构建，不断把中国特色权力结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权力结构是社会形态的基本构成，不同的权力结构构成不同的政治制度，产生不同的国家治理水平。权力结构与国家经济制度体系、文化制度体系、社会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党的建设制度体系紧密相连、互为影响。权力结构不仅受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等的制约和影响，而且会反过来制约和影响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等，决定着人们最基本的社会意识，决定着国家顶层制度走向和治国理政模式，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决定着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程度。

　　权力结构是政治制度的定型。权力结构与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范畴。政治制度、权力结构、国家治理，三者既相互联系，又彼此不同。“制度”一词，最早见之于《易经》，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笔者据此理解为用制度节制权力，也即以制度管权管人管事，避免伤害财产、危害百姓。按照《辞海》解释，“制度”是指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或指政治上的规模法度。[9]从内容看，制度可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制度，以及党的政治建设制度、思想建设制度、组织建设制度、作风建设制度、纪律建设制度、反腐败制度，等等。政治制度则是关于国家权力的性质组织、分配、运作等方面的规范法度，是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包括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国家结构及形式和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主要是指国体和政体的统一。

　　国家治理作为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在改变传统的国家统治、控制、管理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治国理念和制度创新。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现状，习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视角对国家治理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和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每个方面。”[10]

　　由此可见，权力结构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是更成熟、更定型的政治制度，是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从功能上看，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顶层政治制度；从构件上看，是由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核心构件组成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载体上看，是“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也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1]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从主体上看，是政党、国家、市场、社会、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政治共同体。

　　权力结构，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基本存在，作为顶层政治制度的定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构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重大政治主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权力结构角度对“文革”进行了深刻反思，精辟指出国家治理中存在着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职务终身制、特权现象等制度弊端，特别强调“权力过分集中”是“造成官僚主义”“犯各种错误”的“一个总病根”。[1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党的十九大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为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因而，权力结构关系政治制度“好”“坏”，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国家治理成败。[13]

　　把握权力结构演变规律。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数量的增减只引起事物的量变，而结构的变化则可引发事物的质变。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演变，都蕴涵着这一重要原理。金刚石、石墨同由碳元素组成，因其“结构”不同，即碳原子在二者内部空间排列和间距不同，二者的“形”和“质”有天壤之别（图2）。金刚石呈“骨架”形结构，石墨呈“层级”形结构；金刚石的硬度高达10，号称“硬度之王”，而石墨的硬度为1，是最软的物质之一。

　　同样，田忌赛马反败为胜的秘诀、狮子与绵羊组合战斗力转换的法则，也充足表现了结构转换定律。两千多年前，齐国大将田忌在与齐威王的赛马中总是败北。后来军事家孙膑运用结构转换原理，指导田忌“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结果三局两胜，扭败为赢。比赛对手不变，比赛工具（马匹）不变，比赛规则不变，但从结构上做文章，改变马匹的组织架构，从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比赛结果。200年前，拿破仑留下一个经典故事：“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绵羊，能够打败一头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可见，狮子与绵羊的数量不发生改变，但从结构上来优化配置，形成不同的狮羊团队（结构），进而转换成不同的战斗力。

　　由此可见，不论是自然界中金刚石与石墨“同素异形体”的现象、狮子与绵羊战斗力转换的法则，还是人类社会中田忌赛马胜负更替的要诀，都表明事物的变化从某一种意义上讲可以看成结构的变化，事物发展呈现结构转换下的质量互变规律。人类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结构系统，社会形态的演变、国家治理的“好”“坏”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同样呈现权力结构转换下的质量互变规律。权力结构的日常运行、维护、调整、优化，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当量变积累超过社会形态本身的限度，就可能会导致社会形态的质变。从总的趋势来看，人类社会系统的演变，表现为从单一型、宝塔式权力结构向立体型、网状式权力结构演变，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合一的集权结构向“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分权结构演变的规律。

　　科学的权力结构是价值、能力、支持集成的“耐克区”的最大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社会系统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权力结构的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为人的“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15]。因此，权力结构本质上是生产力、权力和权利之间互动的过程，科学的权力结构是价值、能力、支持集成的“耐克区”的最大化。根据“三圈理论”，即“价值、能力和支持分析框架”，国家治理的根本目标是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权力结构要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功的国家治理和科学的权力结构，均基于价值圈、能力圈和支持圈的结构性平衡：第一是权力结构和国家治理能不能创造公共价值及其大小（价值圈）；第二是权力结构和国家治理有只有少数的能力来进行这项计划（能力圈）；第三是权力结构和国家治理有没有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支持圈）。“耐克区”（三圈重叠的区域）越大，权力结构就越有价值，国家治理就越能获得成功（图3）。

　　可见，权力结构的构建，既要考虑物的因素，更要考虑人的因素。从价值维度看，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足表现权力结构和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最大限度满足广大民众的公共需求和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诉求，最终体现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上；从能力维度看，表现为通过恰当的形式、程序和方法，分解、配置、授受和制衡权力，做到科学分权、依法用权、民主治权；从支持维度看，表现为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慢慢地加强，人民监督权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民众权利对公权力的授受、参与、认可和制衡程度合理有效。因而，科学的权力结构，既是生产力、权力、权利协同构成的立体空间形态，也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制约平衡的协调形态，还是物质系统与观念系统、元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内部耦合循环的稳定形态，是价值、能力、支持集成的“耐克区”在稳定中扩大、在优化中提升的发展形态。

　　不断总结人类社会权力结构建设经验，探索权力结构现代化规律，把握生产力、公权力与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谋求权力结构建设和改革中价值、能力、支持集成的“耐克区”的最优化、科学化，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课题，也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