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10月5日推出《潘垣：追逐“人造太阳”，探索终极能源》。
潘垣：我的人生，要留下一些痕迹，科技的痕迹，让后人还记得我。我期盼我的中子源能够出来，实现磁约束氘氘聚变。这是了不起的大事，真正最后解决人类的终极能源问题，为人类作出贡献。
潘垣，1933年8月出生于湖北宜昌。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的他，是我国核聚变电磁工程和大型脉冲电源技术的主要开拓者，脉冲强磁场技术专家，至今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时刻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参与主持有“人造太阳”之称的“中国环流器一号”研制建造，力求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能源问题，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如果问，这世界上最难的科学研究是什么？在潘垣眼中，毫无疑问是磁约束核聚变，也就是“人造太阳”。他参与的“中国环流器一号”工程，是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国磁约束聚变领域首个大科学工程，目的是在地球上模拟太阳的核聚变产生原理，制造一种科学装置，从而解决人类终极能源的问题。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课题，潘垣研究了五十多年，目前仍在继续。
潘垣：人类的进步是伴随着能源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进步的。这是我的第一个也是中国第一个磁约束核聚变大科学工程，我一生中感到很幸福的事情，就是“中国环流器一号”。而我拿到院士称号也是靠磁约束核聚变，这项目还在研究中，是当今世界上最难的科学研究。
到底有多难呢？潘垣解释，太阳核聚变的发生离不开巨大的太阳引力，高温度高压力条件下，充斥在太阳内部的氢原子核外电子摆脱束缚，其中两个原子核互相吸引、碰撞，进而发生聚变反应。但毕竟，地球的引力仅仅是太阳的三十三万分之一。要在地球上将超高温等离子体约束起来，实现可控核聚变，难度堪比“夸父逐日”。
不过，为自己的祖国搞科研，无论再苦再难，潘垣都倍感珍惜。因为，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日本侵略、国破家亡，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曾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潘垣：1938年，在我5岁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武汉，对宜昌进行猛炸，我大难不死。1943年石牌保卫战，只差大概不到10分钟，我和我的母亲要被抓住了。我的母亲一听到枪响，什么都不管，把我一拉，就从后门跑到山上，躲在竹林里。母亲就教育我，没有国，哪有家？所以我的童年是苦难的，现在读书很幸福。
颠沛流离、直面生死，如今忆起童年，耄耋之年的老人依然会潸然泪下。因此立志报国，也成了他的毕生追求。武汉大学电机系毕业后，潘垣顺利进入武汉电管局中心实验所。1958年，25岁的他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被选调进入二机部401所，也就是原子能研究所。但兴奋之余，迎面而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压力。
潘垣：钱三强先生治学非常严谨，而且对我们要求很高，经过大学本科5年后，到他的研究所和研究室工作，要经过考试，如果不合格，他认为不适宜在研究室工作，就调到器材处或图书馆等。首先要考两门外语，因为在研究室工作，看不懂外语如何了解什么是国际前沿？通过了，就考基础课，物理的四大力学挑一门，我当然就考了电动力学。考完以后，就考专业基础课——等离子体物理，然后考专业课。都通过了，还要拿出论文。
名师指点、专家引路，得益于钱三强先生的“威逼”和老一辈科学家的精心传授，潘垣的学术水平突飞猛进。
潘垣：钱三强先生是把我们“逼”出来的，真正培养出这样一些人，不逼不行。李正武先生给我们的课本是苏联塔姆院士的《电学原理》，很深奥，要从头学。北大的胡济民、王承书先生在我们这里讲课，忻贤杰先生给我们讲核电子学。钱三强先生请了老一辈的科学家给我们作报告，彭桓武先生是当时的一级教授了，给我们讲选题。“做研究，题目选对一半！”我印象很深刻。于敏先生作报告时我去听，他说，“搞科学研究，要创新，不是算出来的，首先是物理思想、物理概念的创新”。
1968年8月，托卡马克装置所获得的卓越实验成果传遍世界。潘垣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率先提出让国内的磁约束核聚变研究转向托卡马克方向的建议。建造“中国环流器一号”的“大会战”就此开始了。
说话间，潘垣拿出一张两米多长的手稿，上面密密麻麻绘制着整个大科学工程控制管理系统的逻辑关系，一笔一画、工工整整，角落处标注着“1975年8月，控制大会战完成”。潘垣回忆，建造“中国环流器一号”之初，所需的参考材料极为缺乏，工程设计人员手里仅有介绍苏联相关装置概况的4页文章，至于装置的每一个部件具体该怎样设计，都要自己摸索。
潘垣：钱三强先生曾经说，搞科研要“安、钻、迷”，什么叫“安、钻、迷”？他说，安下心来、钻进去、着迷。只有着了迷，就能出成果。
就这样，远离城市、深居大山，潘垣安下心，和磁约束核聚变研究所的同事们，经历十多年的艰苦攻关，成功研制了“中国环流器一号”，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也为中国受控核聚变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平台。
在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聚变与等离子体研究所，副所长陈忠勇向记者介绍项目最新进展。他说：“装置处于准备实验的阶段，主要任务就是做破裂预测、破裂避免、破裂缓解和软着陆。”
从1998年进入华中科技大学任教，至今已有25个春秋，潘垣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如今都已逐渐独当一面。每天来实验室里看一看学生们的工作进展，成为他的日常。聚变与等离子体研究所副所长王之江说，虽然先生年事已高，不再进行一线教学，但是由他主持或提出的科研项目一个接着一个。
王之江：潘老师对知识有很强的渴望，精力旺盛，特别是每当听到最新的科技进展，他会不由自主地集中注意力、挺直腰，聚精会神地听每一篇报告。潘老师具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美国、欧洲很多著名的实验室，他都去过，他经常说，我解决了很多“洋人”没解决的问题，鼓励大家自信，别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他有很强的创新意愿，某一种意义上是需要勇气的，很多人会觉得已经功成名就，不再往前走了，但是潘院士不是这样，他觉得必须再往前走一下，有新方案一定要提出来。
正如王之江所说，潘垣的关注点从来都是瞄准国家所需，目标锁定人无我有、人有我强。2001年，潘垣就提出尽快建设中国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这后来成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建设的12项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之一，相关工程如今也正在推进。说起具体应用方向，潘垣和自己的学生、脉冲强磁场中心常务副主任韩小涛非常自豪。
潘垣：比如，解决高温超导的机理，甚至室温超导，就很了不起，所有的输电线路都没有电阻，经济性就上去了。比如，要研究第三代半导体，这是美国人卡我们的，这种半导体电压可以很高，能达到上万伏。还有就是大功率太赫兹。
华中科技大学脉冲强磁场中心常务副主任韩小涛：比现在的吉赫兹再高了三个量级。一方面能够做科学研究，一方面就是潘老师所说的可以做6G通讯源。
谈笑间，本来就看不出90岁高龄的潘老，似乎又年轻了不少。他说，电脑他用不惯，就常年订阅四份报纸，从国家发展的脉络里，找寻自己的专业背景能够解决的难题。针对京津冀雾霾问题，他提出建设柔性直流电网，为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优质环境保障；针对南方电网用电负荷大的问题，他创新研发世界首台50万伏机械型直流断路器，避免电网基础设施的损失……当然，在所有成果中，最让潘垣牵挂的，还是“人造太阳”与终极能源。他说，这回咱们终于能丢掉国外技术的“拐杖”了。
潘垣：这个办法在国际上没有，叫做“磁约束氘氘聚变中子源”，装置的等离子体密度要比托卡马克高出百倍，温度也比托卡马克高出5倍，这些都是创世界纪录的。我今年已经90岁了，这是我的收官之作。过去中国还在跟世界潮流，现在从原理到技术，这一个项目是我们中国人的自主创新，而且对于人类来说是几乎无限的能源，我有充分信心。燃烧等离子体，一定能攻克。
我是记者王泽华。见到潘老，怎么也无法将他和90岁高龄画等号。视力极好、健步如飞、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虽然刚刚退下教学岗位，但是潘老依旧活跃在科研一线，就像一台永动机，不知疲倦。
采访那天，天下着蒙蒙细雨，看着伏案工作的潘老，忽然感觉他和我不处于同一个时空，已经沉浸在另一个世界。无论是在原子能研究所经历学术的摔打，还是在“大三线”建设“中国环流器一号”的历练，抑或如今前方已没有现成的路，需要挑战世界最前沿……困难，在潘老看来都是难得的机遇。他说，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收官之作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的那天了，但只要中国人能借此站上世界之巅，他就高兴；他说，他应该早就去休息了，但还是放心不下。他要鞠躬尽瘁、不懈奋斗。
潘垣，1933年8月出生于湖北宜昌。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的他，是我国核聚变电磁工程和大型脉冲电源技术的主要开拓者，脉冲强磁场技术专家，至今活跃在科研一线。